刚才大家都提到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的反面是收税者的责任。
于建嵘：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政策依然空缺 冯兴元：李炜光讲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包括整个财政体制的法治化非常重要，这里面于建嵘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新一轮的改革要点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因素，会否打破土地财政的格局？维稳格局？会否终结土地的开发循环？ 于建嵘（社会学学者，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土地财政问题很复杂，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发展进程提得很高。我觉得财税改革的背后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后者限制了中国财税改革发展的路径。
秦晖指出，中国的财税问题与西方截然相反，政府的收税能力太强，所负的责任又太小，因此财税改革的关键是要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并落实政府的责任。这种情况跟我们单一制体制形成了矛盾，使得中央在职能的履行方面发生了问题。回到问题，财税改革是否会影响商业繁荣？这个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肯定会有很大关系，以我拍摄过的例子做说明。所以分税制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央的财政困难，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定各自的事权和财权。但是我们和西方的问题截然相反。
在这个问题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我能理解其中的难处。比如在养老问题上，养老改革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政府推卸责任，你们要给我干活，我要推迟发放养老金，而且是强制性的。现在民主国家，财税问题说得简单点就是政府负债问题，1928年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就是债务危机，2008年危机到欧洲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简单说就是向老百姓收钱，但老百姓掐得很死，但老百姓又逼得你不得不花钱，于是就有了政府债务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分税制是在1994年制定并推出的，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是解决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过低。皇上要跟老百姓收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给老百姓花一分钱就是皇恩浩荡，我不给你就不给你，你也不能跟我要，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政府债务？所以我觉得，中国出现政府债务问题，那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二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我是一个老媒体工作人，90年代的时候连纳税人这个词还不能提，这是从我的角度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福利国家严格说是共产分配，也就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所以产生了很大问题：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税收问题简单说和经济繁荣直接挂钩。
我们国家有十八个税种，大部分未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但至少在财权关系上还有一些成文的法规、规则，，但中央和地方、地方以下各级政府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权关系时，却很难找到这种规则，甚至连条例之类的法规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捍卫纳税人的权利当然要无代表不纳税，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目标。第二还是土地，为什么十八大后，农村的土地问题，包括强拆强建的问题为什么更加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冯兴元：非常精彩，讲到政府问责的重要性，在财政体制方面对政府问责恰恰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推动问责的实现，李炜教授对这方面有补充的说法吗？ 李炜光：纳税人要问政府财政的责 李炜光：问政府的责主要是问公共财政的责。
另外，财税学界经常争论的是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中央这次没有用这个词，它用的是支出责任和事权相适应，没有用匹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说明我们原来争来争去的问题可能是个伪问题。美国办各种培训学校和预算展览，香港财政司长每年花两个多月到民间、学校、企业解释他这一年的预算，就是让公众看得懂预算，要理解它，这才是达到问责的要求。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时，李炜光表示，全会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问题其实就是指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重点在于以法律确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不能仅仅从朝廷的钱袋子出发，从为朝廷开源节流的方式去考虑。
这种情况跟我们单一制体制形成了矛盾，使得中央在职能的履行方面发生了问题。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公共责任、支出责任不明确，支出责任不明确，该做什么事都不明白，财力的配置怎么会不出问题？所以这次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各级政府的公共责任用法律确定下来，而财力配置本身则是个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
但我一直觉得解决中国财税问题，一直强调两个原则：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不能推卸对纳税人的责任。除了预算要公开，财政资源筹集和配置的信息要公开，而且公开不是摊帐本，把帐本摊给你还是看不懂。
而且问责的目的是纠错，我们国家要建立一种纠错机制，公民随时随地可以参与预算过程，参与问责，问责就要有结果。2013年11月27日，腾讯网十周年中国说思享会在北京举行。尽管这可能是现代国家的方式，比如西方的财税改革就以这个为核心。回到问题，财税改革是否会影响商业繁荣？这个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肯定会有很大关系，以我拍摄过的例子做说明。比如在养老问题上，养老改革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政府推卸责任，你们要给我干活，我要推迟发放养老金，而且是强制性的。美国革命的第一枪在1775年打响，1776年就推出了《独立宣言》，仅仅一年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发生争议时，解决的路径仍然没有。中国也产生了大问题，但和西方本质上不同，因此解决方案也完全不一样。
来源:腾讯思享会 进入 李炜光 的专栏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税改革 。一种是民间的，要搞养老并轨，不能搞双轨制、多轨制，官员养老都是百姓支付的，而且他们来决定老百姓多交费、晚拿钱。
现在着手因此强制性推迟退休年龄。问责是什么？问责主要是问政府财政的责。
但我相信，一旦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话，他们一定会设法逃税和避税。我觉得要有财税改革，整个思路要有变化。但是我们和西方的问题截然相反。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年倡导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预算、财政等公共事务中来。
政府财政高度不透明，而且还有资源错配和配置不当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严格来说，本来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既然是财政的题目，先请李炜光教授讲讲分税制何去何从，地方财税体制有什么问题，三中全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突破。纳税人权利不足，收税者的责任同样是不足的，这是现在的问题。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贴近于民众最近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李成才：税收问题关系到商业繁荣、意识形态甚至国家的建立 冯兴元：李导演是唯一一个来自于文娱界的嘉宾。
西方国家是有限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老百姓要求他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共产主义的责任。反过来讲，责任不可追问的政府，我们不能让它扩张权力。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方面饿死了几千万人，另一方面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什么税都没有的情况。那我们新一轮改革方案里有没有提到改善纳税人权利的说法？有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下面有请秦晖老师来谈一谈。
第二，如果将来要增加税收，我是纪录片导演，不是电视剧导演，也不是电影导演，他们可能比我更着急，因为他们比我挣钱多。邓小平时代采取的一个主要政策是放权让利，它的结果是穷了中央、富了地方。
现在有人说国家要宏观调控，就做这样一件事，经济就能够繁荣。显然，分税制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央地分权上，虽然保证了中央对财权和财力的拥有，重新保证了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但先天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几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财政秩序的紊乱。
下面是文字实录： 李炜光：税制改革的核心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冯兴元（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是财政，刚才大会组织已经讲到了，中国存在分权、集权的治乱循环，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打破治乱循环？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真正的分税种的体制？这里面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李炜光教授是天津财政大学的首席教授，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问责首先要公开，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写到了预算透明问题，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种结果，但前面还有一系列的权利要保障。
